“我不要一个行业做到99分,我就要做5个行业,每个行业都做到80

编辑:小豹子/2018-06-23 14:29

  郭敬明从缺乏照明且狭长的过道走过来,被几位助手簇拥着。虽然身材瘦小,但任何人都会立刻知道,这一群人当中,他才是主角。在窗前的微光中站定,他微微欠身,问好,就座。他礼貌、谦恭,但绝对强势。对每一个问题,他有问必答,从不掩饰,回答坦诚真切,同时滴水不漏。拍照时,他一套套换衣服,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做出同样的表情,用不带个人情感的职业化态度对待这项工作。

  对话中,这个一直被巨大争议所遮蔽的年轻人,坦露了内心深处的想法,关于财富、权力、社会公平、富二代、垄断,关于孤独与死亡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如果仔细看你的访谈,会发现你经常提到一些在艺术和思想上影响过你的人,电影方面有岩井俊二、蔡明亮、王家卫,作家有苏童、史铁生、王小波。但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这些人的痕迹?

  郭敬明:我涉猎的范围很广。在初中高中我们疯狂阅读的时候,我在自贡,其实没办法接触到很多类型,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看到的比较多,我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。2000年去了上海,这是我人生最黄金的14年,它对我的性格多少是有改变的,包括视野、审美取向。上海是特别务实、国际化的城市,它的很多文化审美很西化、国际化。你会接触更多的类型,这样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就像我看电影一样,我喜欢看一些很闷的电影,比如金基德的电影,像《莫比乌斯》,我看到后面都哭了,很压抑,我觉得这是它能撼动人的东西。但是我是不是要拍这样的东西?不是。我可能擅长于大众都能接受的东西。但是到了很文艺、很厚重,比如王小波、王朔、莫言的高度,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个位置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但你想有一天能到那个位置吗?

  郭敬明:不勉强,很难,一两百年留得下一两个人就不错了。在电影的层面,好的商业片、类型片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,通过好的资源整合去做出来的,但是传世的经典作品,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每个导演都想拍出那样的作品,但不是每个导演都做得到。

  我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就是,不是要一个行业做到巅峰、做到99分,去无限地追求,对我而言,我就要做5个行业,每个行业都做到80分,我的人生体量是400分的总体量,而你是99分的总体量,你很难说是99分更成功,还是400分更成功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是你后来才有这个想法,还是一开始写作的时候?

  郭敬明:渐渐地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的判断。从写作开始,你会面对很多诱惑,就要有很清晰的敏感度去判断哪些你能去做,哪些不能做。我以前也被叫去当歌手,去演戏,但是帮别人做过这些之后,知道这不适合我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一开始不会有那么清晰的人生规划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回到开始你在小城的生活,以前你父母对你的未来有什么要求吗?

  郭敬明:我的爸妈很普通,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念书、好好努力,上个好大学,找个好工作,才能有钱,不然就会很穷,找不到好老婆,不能买大房子买车,孝敬父母。全中国90%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小孩的。我父母对我要求的前提是不能犯法,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,你得靠自己的努力。

  我的价值观是从小形成的,只要不犯法,靠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工作过上好日子,别人就不要干涉我。我合理地享受生活。我赚了这么多钱,不用就对了吗?还是说要全部捐给别人?这是一种道德绑架。不能因为有钱,就定义这是罪恶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和中国的社会发展矛盾和贫富差距有关。

  郭敬明:对,我觉得我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,一个符号的作用。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要煽动什么,要去挑战什么。以前爸妈一个月给我1500块钱,我就在1500块钱内生活。现在可能一个月不是1000多块钱,是10万块钱了,我如果还是按这个来花,还是买200块的鞋子,那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是什么时候?坦白讲,是不是最初也有逆反心理,“你们这样说我,我反而要炫富给你们看一看”?

  郭敬明:我觉得之前也有炫富的阶段,但不是你说的这种心理,而是很朴素的。比如男孩买了辆山地车,女孩买了漂亮裙子,会想给朋友看,还是小朋友的那种有了好东西的心态。但是这一过程中,忽略了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。但是现在,你看不出我穿什么品牌,我也很少会对外提及我用的什么、穿的什么。确实我也渐渐过了迷恋品牌的年纪,我觉得舒服就好了,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。以前是不讲究不行,别人会要求你。现在不讲究,别人不敢说你不行。当你越强大,自我越完整的时候,你就不用再去用外界的符号去定义你自己,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符号,一个品牌的形象。就像乔布斯,永远就是一件黑毛衣,你也不能说他什么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在自贡小城的成长经历,是你到上海面对繁华之后有自卑感、不安全感的来源吗?

  郭敬明:可能前面一两年,大一大二刚进学校的时候会有,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写书赚钱了,所以那个阶段没有持续很久。而且当时跟同学的差别可能就是我的鞋子500,你的鞋子1000。有压力,但是没有到受不了的地步。反倒是成为公众人物、进入娱乐圈之后,压力陡然放大了,就是刚成名那两三年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假如有人说你是小城青年,你觉得这个词是贬义的吗?

  郭敬明:我觉得这是客观的存在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那凤凰男呢?

  郭敬明:凤凰男是什么意思?

  中国新闻周刊:在小城长大,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在大城市里立足,但仍然有着小城青年的自卑和劣凤凰彩票娱乐平台(5557713.com)根性的这样一种人。这是贬义词吗?

  郭敬明:自卑在我身上越来越少了,几乎不会有明显的存在。但周围有朋友说我骨子里还是像乡下的小孩,喜欢热热闹闹的,吃饭、出去玩要带一大帮人,有天生的热情张罗感。而从小在纽约、东京生长的小孩,那种冷漠和隔阂是很难改变的,可能就是自己享受红酒、美食。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,不是坏事,我性格里就是喜欢分享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据说你没有办法忍受一个人吃饭?

  郭敬明:现在已经接受了,之前有点不习惯。现在很忙,一个盒饭,10分钟、15分钟吃完就继续工作。去餐厅的话,如果是一个人,我还是接受不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是个很怕孤独的人吗?

  郭敬明:我不怕孤独,但是我喜欢热闹的状态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28岁的时候你立了遗嘱,你是很怕死的人吗?

  郭敬明:我不怕死,主要是我死了之后有太多事情要安排,不能抱着撒手不管的心态。我是掌控性很高的人,我喜欢我的人生是有规划的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曾经写过:“我要挣足够多的钱,让父母在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可以治病,甚至换命。”这种不安全感是一直伴随着你吗?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掉吗?

  郭敬明:可能就是在父母方面比较较真。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跟你动怒,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碰,这是我的底线。虽然现在我没跟他们一直在一起,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屏障,哪怕退到最后的位置,我还是一个儿子,这个身份是最底线的安全感。但是他们去世了,我连最后一个身份都没有了,这是比较可怕的。我小时候和他们关系非常好,如果有一天,明明我知道(父母的健康)是花钱可以解决的问题,而我没有钱,我会恨死我自己。其他方面,不安全感已经渐渐冲淡了。你自己越来越强大,就不太怕所谓的失去,失去了会再有,还可以再挣钱。但是有些你无力改变,比如衰老、死亡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写的《小时代》的女主角——林萧的可爱简单、顾里的强势和理性、南湘的感性和爱憎分明,唐宛如的无脑单纯——特别像你凤凰彩票网(5557713.com)的四种人格的投射。

  郭敬明:不只女主角,其实男性角色也有我性格的侧面。小说里这群人是我性格打散了的状态。《小时代》算是复合主人公,她们单独拆散了不是主人公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曾说到,《小时代》连载了5年,加上拍电影一年,这段时间是你人生观、价值观变化最大的,到底是哪些东西在变化?

  郭敬明:最大的变化是从学校的体系蜕变到社会的体系。在大学之前,不用担心经济收入,也不用考虑职场竞争,你的任务就是学习,这是一个像温室房子一样的封闭空间。做《小时代》的5年,是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的时期。不光是我,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经历剧烈的人生变化。你是对这个世界妥协呢,还是坚持自己?你想要很多东西,也会丢掉很多东西。我选择从她们大四快毕业开始写,之前的经历用一年就够了,之后进入社会,这5年是她们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,从曾经的学生到初期的成年人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可是你真实的成长经历、接触的人,与你的大学同学是两个世界,你怎么去把握这种状况?

  郭敬明:其实没有办法去把握一个所谓的参照物或者标准。我的身份太特殊了,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我来学习。我大部分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,不断地去尝试。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处理得特别好,反过来,也是很多正面负面的新闻加在一起造就了郭敬明现象。在这个过程中,你必须极速地成长,否则你就很容易烧得太快,瞬间熄灭。这就需要你有很好的控制力,超人地付出。这个社会的资源本来就是遵循篝火理论,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柴放到燃得最旺的篝火里面,所以说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,其实你能够匹配到的资源就越来越好,你的选择更多了。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付出别人想象不到的努力。你事业做到这么好的情况下,肯定牺牲了许多别的东西,恋爱、私生活等等作为人的享受。

  我的青春成长比一般人要复杂得多。大家的20岁到30岁是从不懂事的男孩变成了青年,从30岁到40岁变成中年,但是我把这两个阶段混合到了一起。我20岁时是少年,到30岁时的心态已经是中年了。他们有很明显的分界,但我是直接从少年变中年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导致你更温和、冷漠,还是无所谓呢?

  郭敬明:更温和,现在没有以前激烈。我以前年轻气盛、恃才傲物,这样的状态激发了很多人对我的戒备。

  这些年媒体对我的看法也渐渐在变,他们发现我其实也有很有趣的地方,发现我挺努力,挺有才华的,对商业把握也很准,对我有新的认知。虽然没有到全面肯定你的地步,但是至少跟以前拒绝了解、只从主观判断有很大的变化。如果放到几年前,这种变化我觉得很欣慰,但是现在,有了这种变化我也觉得无所谓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觉得自己变得温和,是从哪年开始的?

  郭敬明:从做导演开始,变化是最明显的。这个行业的强度比其他更大。我还要负责投资、预算等等,更偏向于一个制片人的角色。接触的领域再一次陡然放大,面对更多的陌生人,更多挑战。这时你会变得越来越理性、温和。急躁不解决任何问题,只会激化矛盾。

  以前我打助理的电话,如果他没接到,我会非常生气,我会给身边所有人打电话,让助理给我回电话,所以我的助理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会很紧张。但现在我不会打不通继续打了,我会发条短信让他知道我找他什么事情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肯定有很多想与你进行利益交换甚至利用你的人,这不会让你的心里越来越戒备吗?

  郭敬明:我本身不是很介意钱,因为我做好一件事情就一定能赚到钱。但是你上来就想要多少钱,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,反倒是做不好。我的合作原则就是,你跟我合作,我希望你一定赚钱,甚至比我赚得多,那你才会继续跟我合作。我看重的不是钱,而是郭敬明导演、郭敬明作家这个品牌,是整体的价值。和我合作的人我会很清晰地问他,你想要的是什么,是想要噱头、钱还是品牌效应?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来融资?还是通过这个项目本身去实现利润?我会在你的需求上面做方案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会这么直接地去问吗?

  郭敬明:其实你不用问得很清楚,大概就会了解。谈生意双方都会很委婉地表达商业诉求,只要互相能匹配上。你要的对我来说不重要,我要的对你来说也没有意义,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很好合作,各取所需。如果你想要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,这种合作就会出问题。我认同一个原则:你想要赚钱,就要先让别人赚钱。

  这都是渐渐成长起来的。处理事情、整合资源的能力是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变强的。原先出一本书会想到版税、首印要多少,但是现在出一本书会想到很多周边的归属问题,怎么去开发、整合资源等,没有那么简单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写东西、拍电影、进入娱乐圈,任何一步都没有“精神导师”吗?或者能有谁让你倾诉的吗?

  郭敬明:没有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有谁能让你在困惑的时候打个电话说一说的吗?

  郭敬明:没有办法打电话,打给谁也不能解决困惑,连我都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,他们更不能理解。如果是专业领域我就会问专业的人,财务问题我问财务顾问,法律问题问律师,但是个人层面如何解决心理问题、个人品牌等等,就没有办法问别人,很难去听谁的,只能自己消化。有人说过,我是一个是什么都能商量又什么都不妥协的人。我喜欢问所有人的意见,但最后整合的时候,我会有自己的判断,别人不会干涉,我也不会动摇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过不去的事,没有要去找朋友谈心的需求吗?

  郭敬明:没有,我连宗教信仰都没有。谈心没用,你过不去,谁帮你都过不去,只能靠自己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是从小这样吗?

  郭敬明:差不多一直这样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的所有判断中,到目前基本上没有犯大的错误?

  郭敬明:没有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不知你能不能坦诚地回答,以你这么特殊的地位、状态和年纪,你身边有真正的朋友吗?

  郭敬明:很少。与我高度匹配的不太可能。我身边的人,要么是与我有工作关系的人,要么是纯私生活中的人,中间是没有交集的,(能有交集的人)最多有一两个。但我对人有很强的信任感,有所谓的朋友间的关系。比如与你合作久了,我认可你,不会去想着坑你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说你喜欢party,一屋子里几十个人,你觉得如果没有钱、名声,这些人会到你这里来吗?

  郭敬明:大概有四五个人可以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回忆中说,过年的时候回到家乡,和以前的朋友喝酒唱歌,会放下外面的“郭敬明”,现在还会这样吗?

  郭敬明:只要过年回去我都是这样一种状态,但是很短暂,两三天而已。一回去就跳回高中的状态。不会跟他们聊工作,聊的都是当年的事情,能把时间拉回去。但是,只跟当时玩得很好的那几个人玩儿,稍微有点隔阂的人我都不接触。因为他们看你还是看明星、符号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会不会有意或无意地对都市中的高楼大厦、勾心斗角有夸张化的呈现?

  郭敬明:会。这是在我的作品里很常见的。为什么会经常被人批评,他们觉得你这个不是大事儿,我们经历的饥荒、战争等等,每一件事都远超于你描述的东西。但是你得回到我的生活经历。我没经历过文革、战争,我们这代人生活中最大的事不就是死了个男朋友,闺蜜跟我翻脸了,或者商业上勾心斗角?我身边连犯罪的人都没有。硬要去写杀人后的心理状态等等,我觉得我的虚构能力不够。当然有的作家很擅长虚构,而我有擅长的东西,我能把小矛盾、小细节写得很撼动你。我觉得用你擅长的去强化你的美学风格就可以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有没有想过,你总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中年人,你写的东西可能不会被那时的年轻读者喜欢?

  郭敬明:我觉得谁也不知道我未来会写什么东西。我不一定40岁的时候还写《小时代》,但是你问我现在写什么,我就一定写《小时代》。现在我能把握的普世情感,就是《小时代》里面的友谊地久天长、青春梦想万岁。再往深、再往大里去说,就要等我有更深的人生厚度之后。这是一个量力而行的过程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对于老作家,比如作协系统内的王蒙、莫言等人,永远抱着非常谦虚、尊敬的态度。这是因为你觉得通过这种态度可以得到他们的庇护,还是只是觉得这是晚辈对长辈应有的态度?

  郭敬明:我觉得应该尊敬他们。他们人生取得的成就、他们看过的东西,是远超于你的。我是发自内心地尊敬。我相信成功者必有成功之处,能做到今天一定是有厉害的地方。成功不止钱的方面,而是各个领域的。我受的教育很传统,尊老爱幼是我骨子里的东西,看见隔壁老人,我也会帮忙拎垃圾袋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外界也许会认为你是对权力的臣服,你会去解释这些东西吗?

  郭敬明:我臣服不臣服他又怎么样呢?王蒙老师跟我没有交集。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。对作协为什么要不屑呢?这个组织,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作家,我们从小看他们的作品长大的,我今天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分子,我为什么非要站出来说“我就不”?我很喜欢李安、诺兰,他们都是电影家协会的,他们要是说“小四我希望你来跟我们一起”,我说“不”,我疯了吗?我不可能那样。我加入作协之后并没有要去从政,我还是保留我个人的东西,我不认为这是对我有多大影响的事情。本质上来说,我加入不加入都是可以的,对我没有任何改变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大家可能觉得作协代表体制。

  郭敬明:我的政治观念很薄,你说“体制”,我都不一定听得懂,我是真的听不懂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作协里的被认为是官方作家,比如会部分承担宣传任务。

  郭敬明: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要求。说实话,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,如果今天要让我联系作协,我都不知道该联系谁。我都不知道作协在哪儿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在博客上写过,2009年韩红在太庙开专辑发布会,你问别人:“这靠钱是搞不定的吧?”然后你才知道韩红是空军干部,你说“太牛了”。别人会觉得,你对特权是有崇拜的。

  郭敬明:倒也谈不上崇拜。只是觉得很厉害,很简单的惊讶感。我和韩红只是过节问候一下。我是很随缘的,走得近就是走得近,不会特意去经营这种关系,这是我比较淡泊的部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可能这有点阴谋论,我为什么一直有种感觉,媒体塑造的你的形象,你无意去打破?

  郭敬明:一方面我没有办法改变。媒体特别奇怪,一方面看不起你,一方面又想让你去做商业推广。我控制不了媒体怎么去塑造我的形象。另外,媒体怎么定义我,我渐渐也觉得无所谓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实际上这种状态对你是有好处的,因为如果没有“点”可做,曝光度就会消失很多。你会有这种想法吗?

  郭敬明:我觉得是双刃剑。这就是我说的,好的新闻坏的新闻共同作用,构成今天这样的郭敬明现象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永远没有想过,要用自己的公众身份来说一些话,来做一些矫正社会或批判性的事情吗?

  郭敬明:我觉得第一是我不擅长这个领域。我们有所谓的公知,他们对社会现状、权力结构有清晰认知和鲜明观点。但是我不懂,我不知道我的观念看法是否正确。因为你的影响力太大之后,你轻易说一句,会有一个放大的效应。在这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,我干脆就不表达,我去做好我的事情。术业有专攻,我作为作家能写很好的小说,作为导演可以好好拍电影,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贡献的。有的事我不擅长做,你要让我做,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就算你喜欢韩寒,崇拜韩寒,但是如果这个国家13亿人都是韩寒,你觉得会好吗?

  中国新闻周刊:举个例子,比如你的私人公司这么努力才赚一个亿,但是垄断企业什么都不用干,盈利会比你多,这时你会怎么想?你不会有任何抱怨吗?

  郭敬明:我没有感觉,主要是我也不懂。可能他们有政府资源,会稍微容易一点,但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,你就去遵守嘛。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,但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作家,轮不到我来说这个事情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和朋友聊天会聊这些社会不公的问题吗?

  郭敬明:很少。主要是我不懂。我的生活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公众有潜在的心理要求,希望你作为所谓的知识分子,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一些东西,你认同这种想法吗?

  郭敬明:我不认同。我的知识结构决定我做不了一个知识分子。我只在我的专业领域里很懂,但在非专业领域里面,我就非常不懂。就像你不会要求农民工去做知识分子发表评论。在政治或其他领域,我和他们的知识储备是差不多的。一来我不关注这些东西,二来我也不太懂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有一段时间特别愿意谈论爱国,比如,在微博说,奥运会时五星红旗升起,你泪流满面。

  郭敬明:我并不是现在得到利益才这样,我小时候就这样,小时候看到中国得冠军,我真的很开心,是很朴素的爱国情怀。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国家的状态,民族文化、吃的菜、过春节热闹的感觉。西方文化的氛围我受不了,这是骨子里的情感。我有太多机会可以移民,但是我受不了生活在那些地方,接受不了那套价值体系和文化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是一个无论怎么也不会移民的人?

  郭敬明:应该很难。这个不在我的考虑之内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生意、电影、写作,哪个带来的快感最大?

  郭敬明:先写作、电影,生意其次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不断地说喜欢财经类杂志,你说财经不单是带来钱的积累,那是什么呢?

  郭敬明:它是理性逻辑上的胜利,你有清晰的规划,就跟做数学题、物理题时解开答案时的感觉一样。而在写作和导演方面,就是艺术美的享受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除了现有的几项工作,你还有目标吗?

  郭敬明:有啊。我未来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位设计师,设计家具、杯子、包包,都有可能。我有很强烈的美学观念。拍电影也是在释放给我的美学观念。所有人都在骂《小时代》的时候,也会说画面很漂亮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在这么小的年纪得到别人不可能得到的东西,会有一个阶段,去钻研形而上的东西,去想想终极的东西吗?

  郭敬明: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到了可能会有想法,没到也无法去预想未来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开玩笑、自嘲,别人对你身高的嘲笑都可以不在乎?

  郭敬明:就这两三年吧。现在我上快乐大本营都尽量调侃,但是两三年前会提前说尽量不要提这方面的,会很尴尬。没有标志性的时间点,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,现在觉得无所谓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能描述一下你内心最尊敬的是哪种人,最鄙视的是哪种人吗?

  郭敬明:最尊敬的就是自力更生的人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那你应该很反感富二代、官二代?

  郭敬明:这分人,很多人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我认识的富二代,他们在知识、才华、修养等等任何方面都要甩所谓的屌丝十万八千里,再加上家庭条件好,凭什么不成功?很多人在逃避,觉得我不如你,就因为你爸妈比我爸妈好。同样的,我爸妈也不是很好,但你也不如我。这种人我就不喜欢。他们喜欢抱怨,不找自己的原因,永远找外界的原因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觉得所有批评体制、批评不公的人,都是在抱怨吗?

  郭敬明:不一定,要看状况。有些人也说得很对。只是这个国家这么大,真想要解决问题不是能这么快就解决的。从长远看,2014年的中国肯定比1975年的中国好。我不喜欢带倾向性的、贴标签的做法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什么时候有的上海户口?什么原因呢?

  郭敬明:很多年了。人才引进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爽?

  郭敬明:不爽,我整了好多年,特别麻烦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上海户口对你有什么用吗?

  郭敬明:不是啊,我出国都要回自贡办手续,多头痛啊。如果是自贡户口,我很多国家都去不了。它不开放自由行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个时候,你也不会去抱怨怎么是这样的户口政策?

  郭敬明:很烦,但是也没办法,(现状)就只到这种程度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不会想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,来保障你的财富安全?

  郭敬明:没办法,这超过我的能力范围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外界普遍认为郭敬明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,你认同吗?

  郭敬明:我很矛盾,我非常实用(主义),如果一件事情没有价值我就不愿意去做。但做事的同时,我是很浪漫的,我拍电影、写小说的内容都很不切实际,很夸张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有人说你是愿意去做利益交换的人。比如你想上重要杂志的封面,就会去谈你能给它们什么样的资源。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?

  郭敬明:可以啊,商业社会不是都这样吗?所有的商业公司之间都是相互满足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外界认为你什么东西都能计算。

  郭敬明:看你的底线在哪。我的底线就是第一要合法,第二,不伤害别人。我出道这么多年,从来没有主动伤害过谁,都不批评别人。哪怕骂我再难听,我很少骂回去。我特接受不了就转身走了,不理你了。理你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
  (实习生王思语对本文亦有贡献)